光闾里，山甫柔嘉耀简编。”另一首诗中更说：“潞国晚年尤矍铄，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，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，足见尊重之至意。汉大臣中，张廷玉的地位、恩遇在有清一代，堪称空前。 在传统政治中，做皇帝近臣，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，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。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，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。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、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。俗话说，“伴君如伴虎”。确实，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，处处都是陷阱，步步都是危机。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，更是难上加难。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，大多数下场不佳。特别是曾经居大位、享大名者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。比干被掏心而死，李斯易主则亡，韩信功成被灭，周亚夫绝食以终，岳飞血洒风波亭，于谦上了断头台，袁崇焕则惨遭凌迟。以魏征之忠直，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“亲仆其碑”。以寇准之功绩，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，死在谪戍的路上。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，向他们颁赐铁券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。即以清代而论，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，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，其余都死于非命：鳌拜、年羹尧、和砷都被勒令自尽，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，隆科多死于监狱。事实上，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，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，只有郭子仪一人。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，他说：“吾通阅古今人物，似此名位权势，能保全善终者极少。”（《曾国藩家书》）“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，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”。这就说明，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，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，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，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，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。不能不说，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。 首先，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。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入值南书房，为皇帝起草文件起，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。雍正即位之初，屡有诏命，皇帝“口授大意，（张廷玉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，或隔帘授几，稿就即呈御览。每日不下十数次，皆称旨”。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，张廷玉即可拟就，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，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。 其次，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，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。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，即使已经就寝，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，或觉不妥，立即披衣起身改正。他心思缜密，记忆力极强，能将各部院大臣、全国疆吏的出身、经历，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、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，就像一个活档案库。对其办事能力，雍正帝曾这样称赞：“尔一日所办，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。”（《澄怀园语》卷一） 当然，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，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。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，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。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，因为“缜密恪勤”，深得康熙欣赏，被提拔为一朝“宰辅”，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。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，张英言传身教，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，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，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，年纪轻轻，却已深通“为臣之道”与“保身之术”。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，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：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，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。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，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。 张廷玉深知，皇帝最防备的，是大臣的私心。在明主面前，只有以退为进，以无求为求，以无私来营私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他为官数十年，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，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。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，气质和平。乾隆皇帝夸奖他“风度如九龄”。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，办事出于公心，从来没有贪渎指控。他做主考官时，有人欲通关节，以微词试探，他赋诗以辞道：“帘前月色明如昼，莫作人间幕夜看。” 当然，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。因为他清廉，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，赐银动辄上M.Dｄ-ｎｅNG.ｃ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