绥靖五年八月末，这一年的大宋风调雨顺，就连最近几年年年泛滥的长江也老实了，王钰连续八年砸下大笔的银子用在防洪工程上，终于取得了成效。今年，长江沿岸各种州府，没有一个受到大规模的洪涝灾害，粮食增产已成定局。江浙，沿海一带，海外贸易空前繁荣，泉州，登州两处港口，成为大宋对外贸易两大基地，各国商船林立，大宋生产的瓷器，丝绸，茶叶，以及文化典籍，书画作品等等，经由这里运往整个世界。 新法推行十余年来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据户部统计，今年全国总税收，工商税可望占到六成五，第一次超过农业税收，实步估计，今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在可能会突破一万万两白银。 消息当然是让人振奋的，有钱谁不喜欢？可王钰却在考虑，怎么样还富于民。国家有钱总不能你当官的就给花完了吧？这钱是全国百姓一起打拼出来的，国家富了，老百姓的生活也应该得到提高。 他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减税，把农业税的十五税一，改为三十税一，也就是说农民把收入分成三十份，交一份给朝廷当作税收。中华有史以来，最苦的就是农民，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往往吃不饱，穿不暖。况且，王钰比谁都清楚，近年以来，虽然一直在减轻农民负担，但农民要交的税，其实不止表面上那一点点。地方官方还有巧立一些名目，想尽办法多收一些。 而眼下，他在酝酿大动作，不适合对吏治动大刀。要不然，就可以减少税收和整顿吏冶双管齐下，农民的负担肯定会减下来。 第二个办法，就是广办学堂。中国古代，读书那是有钱人的专利，穷人的孩子只配放牛。一个民族文化要繁荣，素质要提高，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基础。这个基础，就是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。 八月，王钰以中书省公文的形式，下发全国地方官府，从明年开始，以县为单位，由地方财政出资一部分，中央财政拨款一部分，每个县务必建成一所学堂，聘用饱学之士为师，招募该县六岁以上的男孩子入学。不收学费，提供住宿，学生自己带粮食来做饭。 但同时考虑到，以大宋目前的情况，搞全民义务教育是不太实际的。所以，对入学资格有严格的限制。每家每户，只能入学一个男丁。而且是要身体健康，没有残疾，而且要身家清白，往上数三代，没有犯罪纪录。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地，一视同仁，严禁拒绝夷族的学生入学。 这两条政策一出来，上到文武百官，下到普通百姓，那是欢呼雀跃，拍手称快。自古以来，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，多少人梦寐以求，希望能读上圣贤书。可由于种种限制，全国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受到文化教育的。现在，朝廷出钱让孩子们上学，天下除了咱们，还有谁有这种好事？ 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，朝廷一面减税，一面又每年支出这么大笔的款项用于教育，国家财政负担不了。而且不要忘了，蒙古人还在北面虎视眈眈，军费是连年上涨。大宋虽然挣得多，可花得也多，现在搞这种事，不合适。王钰对这种意见，没有采纳。 而且还有人提出，蛮夷外族有什么资格读书？而且还是咱们中央拿钱办的学校？这个意见，受到王钰严厉的批评，被指为目光短浅。后来提这个意见的官员，被王钰罚抄《礼运.大同篇》一千次。让这个仁兄知道什么叫“天下为公”。 王钰在八月份的这个举动，让好些人摸不着头脑。王上是突然哪儿来的兴致，想起来还富于民了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正是夺取帝位的关键时期，王上不好好把心思放在这上面，反而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实在让人想不通。 他们想不通，可有人却想通了。这两条政策一出来，蔡太后，福王赵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滚水里的青蛙，拼命的挣扎。 蔡太后动作越来越大，指使一班死忠于赵家的大臣，极力反扑，试图在舆论上占据上风，可渐渐他们发现，自己是孤家寡人。因为朝廷里面，除了少数几位闲官以外，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意见。就连原来那些坚决反对迁都的人，立场也开始动摇。要么三缄其口，要么称病不朝，赵家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之中。 而在这个时候，王钰开始了反击。八月下旬，枢密院“约谈”了那几位写文章抨击朝廷的文人。约谈这个词，是王钰亲自定的。因为枢密院动手，要么叫“逮捕”，最轻的也叫“问话”。文人都有臭脾气，喜欢摆点架子，自视清高，所以王钰定下约谈这么一个词，显得对这些人还是很礼遇的。 枢密院约谈这几个当世有名的读书人，一开始就向他们陈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不是他们写文章反对朝廷严重，而是有人故意泄密给他们，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这个才严重。枢密院希望他们能如实相告，以整顿朝纲，严明律法。 可似乎，m.Dd-nｅNG.ｃ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