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馥之似仍未觉察出她口音怪异之处，只坚决地点点头：“自然还是与姨母作伴，那曾府也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以求平息风浪之音而已，想来也不愿假戏真做。不过，你既然允了，姨母还有个条件须去与曾府提，这是姨母临时所想到的，但不能不说与你知。” “姨母请讲。” “这条件便是，由曾枢相出面，为一位故人之子留条后路。” 第六章 苏沈旧事 “苏迨？” 苏轼的第二子？ 听到沈馥之提到“苏迨”这个名字，姚欢一下子提起了精神。这么快，才穿越来半天，自己就开始接触到苏门父子的故事了？ 沈馥之正起身去掩一掩窗户，以免向晚的凉风吹到姚欢的头，因而并未看到姚欢双眼中突然闪过的异色。 再回身后，沈馥之缓缓道：“今岁出了正月，扬州来人报信，沈公怕是撑不到阳春。我即刻搭船南下，所幸在扬州见到了沈公最后一面。他除了将他归隐后所写的梦溪笔谈的刊印本赠与我和族中其他子弟，还提到世人冤他陷害苏学士之事。沈公是将去之人，气息奄奄，却泪染前襟，观之叫人心酸。” 姚欢刚刚稍许压下的兴奋，又如林火般噌地窜了上来。 沈公，梦溪笔谈，原来母亲和姨母，竟然是沈括的族人！ 紧接着，姚欢反应过来，姨母提到的，恰是千年后史家依然争论的一桩无头公案。 王安石熙宁变法时，当世两大才子，苏轼和沈括，苏轼反对新法，而沈括支持新法。苏轼通判杭州时，恰逢沈括由神宗皇帝安排，察访两浙。沈括向神宗辞行时，神宗让他在杭州善待苏轼。不曾想，沈括却在与苏轼交往唱酬之际，将苏轼在杭州所做的诗上呈朝廷，告发苏轼在诗中诋毁新法，被认为是点燃“乌台诗案”导火索的第一人。 当然，上面这些，是部分史家援引元祐补录中的记载所得结论。不过，亦有史家指出，元祐补录作者王铚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，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，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。 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，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，前后相差五年之久，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，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？再者，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、险些丧命的，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，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于死地的人时，行中依然能看出清晰的记忆和鲜明的恨意。然而，苏轼提到过李定、舒覃这些刀笔吏，却从未提过沈括陷害过自己。 姚欢一时之间的感慨无以言表。 一个历史爱好者，突然穿越到连史料都有争议的事件里，能身临其境地弄明白原委，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人激动呢！ 姚欢咂摸着姨母的言外之音，这么说来，莫说是后世，便在当今，沈括也是一定程度上背负了污名？ 人们为何这么做？是否因为数年前的宋夏“永乐城之战”中，沈括对宋军的全面溃败负有责任。 沈括这样一个未能如期引发大宋官民战胜者狂欢的臣子，便会在其他方面也被尽情地抹黑，从而满足成为一个成色更足、骂起来更爽的出气筒？ 只听姨母沈馥之又道：“我从扬州带回来的，不止梦溪笔谈，也不止沈公的辩诬自语，还有苏学士元祐年间写给沈公的信，信中可看出，先帝驾崩、苏学士重回京城复职后，看到朝中重新当权的旧党，与当年王党中的卑劣者竟如出一辙，不免黯然。沈公恐他西去后，此信又落入不堪之人手中，却也舍不得烧去，便托我带回汴京，亲自送到苏公次子苏迨府上。” “姨母，为何不送到苏公手里？” 姚欢脱口而出地问道。 沈馥之一愣：“苏公去岁就被贬去惠州了。” 姚欢赶紧装傻充愣地“哦”一声。 没有百度真是太难了，一个穿越者处处容易说错话。 沈馥之想的却是，外甥女到底是个闺中少女，岂会如她这般天天迎来送往、消息灵通地知晓京城大事。因而，她倒也并未对姚欢这份糊涂，更多地表示出诧异。 沈馥之说了一番来龙去脉，意思很清楚，因枢相曾布与宰相章惇政见不合，章惇对于苏轼等元祐党人的清洗毫不留情，沈馥之便恳请曾布去官家跟前说情，至少将苏轼的次子、中过进士的苏迨留在京城，不予贬斥。 “沈公归隐之前，自朝中所领俸禄，拨了不少去到族中，修建私塾，聘请先生，即使如你母亲与我这样的女子，孩提时亦可得到诗赋章的启蒙。沈公省亲时，常来训导族中子弟，拷问章功课，但严厉之余亦不失温和有趣，还与你母亲谈论过膳食之道。他临终前赠我梦溪笔谈时，还说起，你母亲若还在世，亦可写Ｍ.Dｄ-ＮｅnＧ.Ｃom